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要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同样如此。我国信托行业正处于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需要大力加强信托文化建设，从而进一步明确受托人角色定位，发挥信托制度的独特优势，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信托文化建设必要而迫切
改革开放后，信托业40多年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历经六次整顿。这些问题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信托文化缺失。中国信托业在推进转型升级创新的当下，首次明确提出加强信托文化建设，既十分必要，又非常迫切。
信托文化可以补充法律法规未及之处，提高信托业运行效率。但是，受限于各种因素，法律法规不可能面面俱到，将所有情形全部纳入。很多时候，约束人们行为、协调相互关系的，是文化和道德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信托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创新。相较于其他行业，信托创新活动中，有更多的法律法规未及之处，需要依靠信托文化来把好方向之舵、形成稳定之锚。当人们对信托文化的理解越是一致，社会对信托文化的传播越是普及，信托的介入领域就会越广泛，开展信托业务的效率就会越高，围绕信托的纷争就会越少。
信托文化可以为信托业发展提供源动力，推动行业转型升级。近年来，信托公司大力推进业务转型升级，压通道、去嵌套，朝基金化、净值化方向努力；但截至目前，不少信托公司转型升级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我国信托业发展要实现“质”的升华，切实改变以前的商业模式，单纯从业务层面入手已难以突破，需要从更深层次的信托文化中寻找转换动力，将信托文化作为行业发展的最重要养分，哺育行业高质量发展。
通过信托文化建设重塑行业形象，获取良好发展环境。在部分人眼里，信托是“影子银行”，是“坏孩子”，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要改变社会上对信托的负面认识，加强信托文化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以信托文化建设作为主线，以信托公司回归本源业务的大量实践作为案例，进行广泛宣传，有利于扭转信托的负面形象，为后续发展争取良好的社会环境。
通过信托文化建设重塑信托从业人员价值体系。此前，不少信托从业人员尚未形成以受益人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念，错误地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导致损害受益人利益的情况发生。这从根本上看，其实是思想意识和文化认同的问题。应加强建设信托文化，促使信托从业人员思想转换，牢固树立信义精神和以投资人利益为中心的理念，从而使信托文化的价值精髓成为从业人员的共同行为指南。
信托文化建设，不独为信托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思想养分和理论依据，也为所有资管行业提供了同样的帮助和支撑。
“白帝城托孤”中的“受托人”诸葛亮
信托文化的要义是信义精神，而信义精神的核心，是受托人自觉履行包括忠诚义务、谨慎义务、投资义务、亲自管理义务等在内的各项基本义务。在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例，所展示出来的价值取向、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与信义精神血脉贯通、若合符节，是现代信托业建设信托文化的良好参照。其中，三国时期“白帝城托孤”的动人篇章，诸葛亮高风亮节、殚精竭虑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现代受托人演绎了如何履行信义义务的光辉榜样。
用家族信托的视角和语境来诠释“白帝城托孤”这一历史事件，蜀汉先帝刘备是委托人，他基于对诸葛亮的信任，将信托财产——蜀汉的军政大权以及一国之命运，交付给受托人诸葛亮，并指定后主刘禅为受益人。诸葛亮承诺受托之后，以其实际行动完美履行了受托人责任，从忠信、谨慎、勤勉、进取、清廉等方面彰显了信义精神，诠释了受托人该当如何履行五大义务。
第一，以“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的精神履行忠信义务。忠信是受托人的首要义务，是指受托人必须以受益人的利益作为处理信托事务的唯一依据，不得在处理事务时，考虑自己的利益或为受益人之外的其他人谋利益。诸葛亮在《兵要》中讲道：“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诸葛亮作为受托人，始终坚持忠信，遵循“信托”目的，为受益人利益一心一意付出，管理好信托财产——蜀汉政权，从未有过窃取国祚、将信托财产转化为固有财产的念头。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诱劝他称王并加九锡，诸葛亮严词拒绝，认为这是不义的行为。
第二，以“临事而惧”的态度履行谨慎义务。谨慎义务要求受托人管理信托事务必须采取合理的谨慎，不能是因为仅关系他人利益而无关己身就草率行事，需警惕、精明、小心，做到适当的注意。诸葛亮对待刘备所托付的管理蜀汉军政大事的态度是“临事而惧”，正所谓“诸葛一生唯谨慎”。在第一次北伐时，魏延曾献计，请求率兵发子午谷，奇袭长安，毕其功于一役。但诸葛亮认为道途险阻，情报易泄，一旦失利，则精锐尽丧，邦国灭亡，因此并未听从魏延计谋去冒险走捷径、一搏取天下，而是坚守先取凉州，蚕食曹魏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略。
第三，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实际行动履行投资义务。投资义务要求受托人不仅要执行谨慎义务而“临事而惧”，还须“好谋而成”，运用专业知识对信托财产进行生产性地管理和运用，保证信托财产的收益。诸葛亮五次北伐，树立了蜀汉威武自强的形象，对曹魏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充分反映了诸葛亮有所作为、积极进取的态度。
第四，以“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风格认真履行亲自管理义务。因为信托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赖而设立，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受托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除非有特别情形，对受托事务应亲力而为是信托的应有之义。对刘备交付的如此重要的“信托财产”，诸葛亮宵衣旰食、夙夜在公，事无巨细，亲自处理，唯恐别人不如他那样尽心尽力。例如，诸葛亮在北伐时给运输部门的一份文书指出“计一岁运，用蓬旅簟十万具。”身为丞相，对一年运输所费车船、篷布、船桨、竹席的数量都了然于胸，反映了诸葛亮重视实践、深入基层的作风。由小见大，对其他重要军政事务，诸葛亮更是倍加用心。
第五，以“俭以养德”的修养践行无酬主义精神。诸葛亮高居相位，从未利用受托人的有利地位进行自我交易，为自己家族谋不当利益，如诸葛亮曾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说明自己并不牟取额外的收入，又如他临终所言：“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在诸葛亮的表率下，蜀汉前中期各级官吏大致能做到奉公守法，蜀汉政治呈现出清明高效的状态。在英国，长期以来民事信托十分发达，无酬主义颇为盛行，人们视受托为社会荣誉，不计报酬，无偿信托因而长期存在。在以营业信托为主的今天，受托人提供受托服务，按照信托约定收取佣金。诸葛亮清廉的事迹给我们的教育意义是，身为受托人，只应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收取报酬，而不能倚杖受托人作为信托财产名义上的所有者和实际上的管理者的特殊地位，为自己或亲友或其他第三方谋取任何不当利益。
树立诸葛亮为信义精神人格典范的深远意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往往可以凝聚一个行业的理想和进步动力。在行业文化建设中，选树行业代表人物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榜样人物的引领作用，在许多行业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鲁班之于建筑施工行业，詹天佑之于铁路行业，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之于医药行业，南丁格尔之于护理行业，等等。以榜样人物设立奖项，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行业风尚。
信义精神是信托文化的核心，诸葛亮的高标品格和实际行动，可以很好地诠释信义精神，代言受托人形象。信托业将诸葛亮树立为信托业的信义精神典范，可以使信托文化人格化，推进信托文化建设步伐。
这样做，可以实现两个目的：一是为信托从业人员建立价值标准和行为指南。通过将诸葛亮树立为行业的代表人物，使所有信托业者均将诸葛亮作为自己的行为标杆，用共同的价值标准来指导每位信托从业人员的行为；二是有助于信托行业树立正面形象以及扩大信托业在社会中的影响。此前，信托在社会上部分人的眼中形象欠佳，如果将诸葛亮树立为行业的代表人物，作为信托行业的形象代言人，则诸葛亮那种敬业、勤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会逐渐深入普通民众内心，极大地促进信托文化在社会上的传播，有利于信托正面形象的建立。
为了促进诸葛亮作为信义精神典范的树立，使之尽快获得信托从业人员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建议由中国信托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作为发起单位，设立“诸葛亮奖”（或“孔明奖”）作为行业的最高奖项。协会可组织设立“诸葛亮奖”慈善信托，信托目的是表彰和奖励按照严格标准和一定规则评选出来的年度优秀受托人。协会可从信托目的实现情况、风险管理情况、受托人的履职尽责情况、受益人利益实现情况等方面拟定评奖章程，信托公司和办理慈善信托事务的慈善组织作为申报主体，一年申报一次。申报结束后，由协会组织行业内外部专家或机构，进行评选，每年获奖数量控制在三个以内，如当年满足条件的项目数量不足，评奖项目数量也可以低于三个，宁缺毋滥。
文化是一个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源动力。我国信托业在经历多年高速发展之后的转型升级，需要从信托文化中汲取充沛的力量，大力推进信托文化建设正当其时。“白帝城托孤”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诸葛亮的崇高品格万人景仰，尽快筹备推出“诸葛亮奖”，将诸葛亮树立为信义精神的典范和受托人的形象代言人，必将大大提升信托文件建设的效率和效果。